精美绝伦!来看看这些我国的外销银器有多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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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外销银器，通常指鸦片战争前后100年间我国销往欧美和印度等地区的银器。由于早期的外销银器上没有款识，故西方人历来误以为此器产于西方国家。其产业形成有着多方面因素，既受全球白银贸易的影响，又受西方国家“我国热”时尚的熏染，还与清政府的海关贸易政策密切相关。此种产业的崛起，标志着清朝外销银器形成了产业链，并成功地开拓了海外市场。它以西式实用器型结合特殊的我国传统纹饰，形成了“中体西用”的特殊风格。其不仅承载了我国传统文化精神内涵，而且还是我国文化在西方国家引起各阶层潮流风尚的历史见证。
外销银器的生产制作，曾经在清朝的广州盛极一时。由于当时广州工匠生产的银器不仅流光溢彩、工艺精湛，而且价格低廉、效率非凡，因此深得当时有使用、收藏银器传统的西方人之喜好，并且经常自行或通过行商向银器铺订购这类器物。而这些外销银器的店铺，则主要集中在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同文街、靖远街，以及河南的花地一带，生意极其火爆、兴隆。



清朝广州外销银器的发展起因



广州参与对外贸易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汉代，其历来都是从未中断的对外贸易之重要港口。而广东的金银器制造，也是历史十分悠久。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上百件金银器中，就有金带钩、金印、银杯、银盒等丰富器型，代表着西汉南越国时期的广东金银器制造业，即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至明清时期，我国传统手工业的制作水平皆达到历史巅峰，广东的金银器制造业亦不例外。其作坊不仅数量多、分工细，而且还涌现出了众多享誉全国的知名店号，如广州的“益升隆”“何西盛”、潮州的“黄千盛”“黄千祥”等。同时它们还有内销与外销之分，且由不同的行会分别管理。据陈志高所著《我国银楼与银器》中载：广州的金银器分为唐装金银首饰器皿和洋装金银首饰器皿，前者的行会组织名为“兴和堂”，业务仅限于内销的传统金银首饰器皿制造；后者的行会组织名为“立本堂”，专做洋装金银器皿，产品很多外销。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来华的西方商人日益多了起来。而地处南海之滨的广州，不但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还是历两千年而不衰的贸易大港，更是许多西方人进入我国的首选之地。特别是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一口通商”诏令的颁布，仅允许欧美商人在广州口岸从事通商贸易，从而使得广州垄断中西海路贸易近一个世纪，成为了清朝全盛时期世界贸易体系的核心环节。18至19世纪中叶，是广州贸易体制的黄金时期。此时的广州不仅是瓷器、丝绸、茶叶等我国大宗传统出口商品的集散地，更是世界奢侈品、时尚用品加工制造的重要生产地区。“广州制造”“我国趣味”，一度成为时尚的代名词风靡欧美。广州工匠也以心灵手巧、技艺精湛、诚实守信、讲求效率的特点，赢得了世界的声誉，甚至有“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其工艺会如此精湛”的赞叹。而广州的外销银器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了起来。
福布斯在《1825—1830年的广州商铺》一书中载：“1822年广州十三行一带有5000余家专营外销商品的店铺，约有25万的男性、女性和儿童加入到外销商品的生产制作过程中，广州的艺术家在象牙、玳瑁、砗磲、檀香木等雕刻制品、竹木家具、漆器、金银器、织绣、藤制品等方面的精湛技艺闻名于世。”而广州生产制造的外销银器，更有蒂芙尼的《我国广东》中言：“店铺的银匠能制造任何物品，由小小的一只盐羹到整套餐具，都能制造出优美的效果。他会用金替水壶镶边，或者用很短的时间就能按照西方商人的要求制作一定形状及纹饰的叉子。这里的银器十分精细出色，而价格则很低廉。这些银器本质上的价值可和欧洲同样物品媲美。有精致华丽花纹的盒子，或是名片盒，都是这些银匠的得意之作。这里的行商会替西方商人订购银器，而整套银器餐具的价格，在这里比任何地方都要便宜，很多欧洲人士通过西方来华贸易的买办，经行商向这些银匠订购银具。”



清朝广州外销银器的发展历程



按照清朝广州外销银器的风格和特点，其发展历程一般可以通过三个阶段来划分：

1

外销银器之发轫期

“我国外销银器”产生于何时，目前还没有相关文献资料提供直接证据。不过福布斯在《我国外销银器1785—1885》一书中列举了两件17世纪末的我国银器，并称其为我国最早的外销银器：其中一件现藏于美国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为1679年的银壶；另一件现藏于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为1680年的银茶壶。无论造型或纹饰，两件茶壶均有典型的我国风格，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们具有鲜明的我国本土风格，其原始销售对象很可能是我国本土客户，仅仅是在那个时期被外国商人购得，或许并不是为外国客户设计定向销售的外销银器，而更可能是茶叶贸易的副产品。
时至1715年，英国人在厦门口岸发生“安东尼”号事件后，逐渐将贸易中心转至广州；加之广州十三行及公行制度的建立，中外海上贸易渐趋制度化。1720年12月25日公行发布十三条行规，其中第七条规定“手工业品如扇、漆器刺绣图画之类，得由普通卖家任意经营贩卖之。”银器属于可以自由经营的手工业品。当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在广州设立商馆，之后荷兰在1727年获准建商馆，丹麦（1731）、瑞典（1732）也相继开设商馆。
外国商馆不断设立和贸易不断扩大，使得大量外国商人来到广州十三行，在商馆间的道路两侧逐渐出现便于洋商生活和购物的商店。其中有一些是销售我国工艺品的商店，出售象牙、漆器、木雕、绘画作品等；当中也包括银器店，这些店铺主要集中在靖远街（旧我国街）和同文街（新我国街）。
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载：“闽、粤银多从蕃舶而来。番有吕宋者，在闽海南，产银，其行银如我国行钱。西洋诸番，银多转输其中。以通商故，闽、粤人多贾吕宋银至广州。揽头者就舶取之，分散于百工之肆，百工各为服食器物偿其价。”这表明在清朝早期，广州因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西方白银流入我国的集散地，而其中又有相当部分流入到了广州的手工业生产当中，这为广州外销银器得以发轫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保障。

2

仿西方日用银器之兴盛期

1784年，美国商船“我国皇后号”到达广州，中美贸易开始。从此，我国开始大量制造具有西方造型和纹饰风格的日用银器售卖给美国。这一时期，销售外销银器的店铺数量激增，并出现了最早的我国外销银器款识“宝盈”。除了“宝盈”外，可查的还有TU HOPP、CUM SHING（锦成）、HOU CHEONG（候昌）、 LIN CHONG（林昌）、SUN SHING。这几家银器店均在同文街，且开业于1820年之前，其制作的银器仍有一定量遗存，以西洋风格普通实用器为主，主要是刀、叉、汤匙等扁平餐具。
1820年之后，更为驰名的几家外销银器销售商出现了，它们分别是CUT SHING（吉星）、WONG SHING（黄盛）、YAT SHING（猜测为“日盛”）等。约在19世纪30至40年代，HOACHING（浩星）、KHE CHEONG（其昌）等大店出现，并大量出售西洋风格的普通实用器。
这一阶段，广州工匠在大量生产仿西方日用银器的同时，也将西方在银器上打款的传统引进来。约在18世纪90年代广州外销银器开始普遍采用仿英国银标的格式，并一直流行到19世纪50年代。

3

以中西交融风格为主流的时期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州的外销银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随着我国通商口岸不断增加，广州外销银器业开始向其他口岸城市扩张，我国外销银器进入了繁荣期。就目前遗存下来的外销银器实物而言，也确以鸦片战争后的数量最多。许多能被确认为就是在广州生产的，主要依据外销银器底款的特征。约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也就是1856年十三行遭大火废弃以后，广州及香港外销银器上的款识渐渐弃用仿英国银标，取而代之的是单戳纯拉丁字母、单戳汉字或拉丁字母加汉字制造商双戳的格式。
在早期，汉字制造商戳以单字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字或三字的汉字标识也渐渐出现，形成单字、双字、三字并存的情况。直到19世纪70年代第三个元素加入，即两位阿拉伯数字的成色标识的加入，外销银器款识至此基本演变为三戳格式，即拉丁字母销售商标识、汉字制造商标识和阿拉伯数字成色标识，这被许多学者称为“广东式的外销银器款识”。
此类广式外销银器，有如广东省博物馆藏的清银锤胎徽章留白人物故事图执壶（WH、90款，图1）、清银錾刻盾形徽章花卉纹高足杯（KHC款，图2）、清银錾刻双龙人物诗文图海棠形大碗（鸿和、WAHHINGLON、90款，图3）、清银透雕喜上眉梢提篮（秋记款，图4），以及清银锤胎梅竹鱼藻人物纹链饰（WANG HING、90款，图5）、清银锤胎四君子图茶具一套（WOSHING SHANG HAI、90款，图6）、清吴阜生制雕银四季山水挂屏（丹池老人吴阜款，图7），和铭文记载有1889年12月26日赠送给Capt Clark克拉克船长作圣诞礼物的清银浮雕人物故事图龙柄“史溢泉、开利店”铭啤酒杯（图8）等。




图1 清银锤胎徽章留白人物故事图执壶

广东省博物馆藏





图2 清银錾刻盾形徽章花卉纹高足杯

广东省博物馆藏





图3 清银錾刻双龙人物诗文图海棠形大碗

广东省博物馆藏





图4 清银透雕喜上眉梢提篮

广东省博物馆藏





图5 清银锤胎梅竹鱼藻人物纹链饰

广东省博物馆藏





图6 清银锤胎四君子图茶具一套

广东省博物馆藏


图7 清吴阜生制雕银四季山水挂屏（之一）

广东省博物馆藏





图8 清银浮雕人物故事图龙柄“史溢泉、开利店”铭啤酒杯

广东省博物馆藏



在鸦片战争后的发展特点



首先表现在器型上，鸦片战争后纯西方风格的外销银器基本消失不见，而以具有西方造型并结合我国装饰风格的银器为主流。器物的装饰性特征显著，即便是实用器皿的装饰纹样和造型，也渐趋华丽和繁缛。传统的茶壶、咖啡壶等常见样式器型，如广州十三行博物馆藏的十九世纪后期银錾刻浮雕人物龙纹带盖茶壶（图9）继续生产；饮用器如直立杯、大口杯、马克杯、罐和酒杯增多，且直立杯和大口杯多为喇叭形圈足，如广州十三行博物馆藏的清末银錾刻带徽章竹节纹高脚杯（图10）、十九世纪后期银锤胎刻农耕图执杯（图11）、十九世纪末期银錾刻人物故事龙柄（马克）酒杯（图12）。当时还新出现了一类镂空式的银器如镂空花篮和镂空碗，像广州博物馆藏的清银透雕双龙戏珠人物四季花卉纹提篮（图13）、长沙市博物馆藏的清晚期镂空竹叶纹套琉璃银碗（图14）。



图9 十九世纪后期银錾刻浮雕人物龙纹带盖茶壶

广州十三行博物馆藏



图10 清末银錾刻带徽章竹节纹高脚杯

广州十三行博物馆藏



图11 十九世纪后期银锤胎刻农耕图执杯

广州十三行博物馆藏



图12 十九世纪末期银錾刻人物故事龙柄酒杯

广州十三行博物馆藏



图13 清银透雕双龙戏珠人物四季花卉纹提篮

广州博物馆藏



图14 清晚期镂空竹叶纹套琉璃银碗

长沙市博物馆藏

除实用器外，奖杯等纪念性摆件逐渐增多，这与鸦片战争后因中西贸易地位的转变，我国商人用于礼品馈赠的外销银器增多有关。其在制作工艺上，多采用满工捶揲浮雕和透雕。在纹饰上，以龙纹、葡萄纹、松竹梅纹、戏曲人物纹、花鸟人物纹等我国传统装饰纹样为主，如广州十三行博物馆藏十九世纪后期银錾刻龙纹戏珠圆盖盒（图15）、十九世纪后期银錾刻“信远”款徽章龙纹碗（图16）、清末银錾刻海棠形花鸟碗（图17）、清末银錾刻竹叶纹镂空套玻璃匹诺曹盖酒瓶（图18），以及长沙市博物馆珍藏的清晚期龙纹口沿山水人物故事纹银碗（图19）。饰有龙纹手柄和我国戏剧人物及庭院场景纹饰的马克杯，则可当作中西融合的典型例证。而茶壶一般成套生产、出售，装饰以竹节柄饰人物山水等中式纹样最具特色，如广州博物馆珍藏的清银錾刻喜上眉梢山水人物诗文图竹节茶具（图20）。



图15 十九世纪后期银錾刻龙纹戏珠圆盖盒

广州十三行博物馆藏



图16 十九世纪后期银錾刻“信远”款徽章龙纹碗

广州十三行博物馆藏



图17 清末银錾刻海棠形花鸟碗

广州十三行博物馆藏



图18 清末银錾刻竹叶纹镂空套玻璃匹诺曹盖酒瓶

广州十三行博物馆藏



图19 清晚期龙纹口沿山水人物故事纹银碗

长沙市博物馆藏



图20 清银錾刻喜上眉梢山水人物诗文图竹节茶具

广州博物馆藏

其次，从这一阶段外销银器的款识可以看出同一家销售商往往对应多家银器生产商供货，而银器生产商也并非仅为一家销售商提供。“WH”（宏兴）是目前已知拥有供货商最多的一家外销银器销售商，多达110家生产商为其生产外销银器，表明该时期广州外销银器的生产和销售是分离的，这与后来上海银楼业产销合一的生产模式有所不同。且广州外销银器制造和销售商借助外国人大量涌入和“西器东传”成为潮流之机，迅速向其他通商口岸城市扩张，香港、上海、汉口等都有见其身影。
再者，这一时期的外销银器底款多见数字底款，表示银器纯度，数字标识以90为最多，85其次，其他都不普遍。但外销银器的实际纯度差异很大，根据测试既有不到80%的，也有高达97%以上的。这一现象背后反映的是外销银用料来源的复杂性，以及卖家在缺乏监管情形下造成产品质量的良莠不齐。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外销银器的款识从无到慢慢完善，大致也与卖家为在复杂的行业发展环境中树立自身信誉以提升竞争力有关。
银器纯度的高低直接关系到银器本身的成本，但从制作工艺上讲，银的特性偏软，用以制作实用器特别是繁缛纹饰的器皿并非越纯越好。这一时期大量的外销银器是采用锤揲、錾刻法制作而成的，纹饰凸于器物表面，需一定的硬度方能达到此种效果，纯度太高在使用的过程中反而容易变形。还有一种累丝工艺，又称“细丝工艺”“花丝工艺”，在金属工艺中极为精巧。此类外销银器，广州十三行博物馆均有藏。其中锤揲法所制的，有十九世纪后期华记银锤揲錾刻喜鹊登梅纹碗（图21）；錾刻法制作的，有清末银錾刻人物纹化妆盒（图22）；累丝工艺所制的，则有十九世纪晚期银累丝鎏金烧珐琅彩花卉龙凤纹盒（图23）、十九世纪晚期银累丝鎏金烧珐琅彩花鸟纹盖罐（图24）。



图21 十九世纪后期华记银锤揲錾刻喜鹊登梅纹碗

广州十三行博物馆藏



图22 清末银錾刻人物纹化妆盒

广州十三行博物馆藏



图23 十九世纪晚期银累丝鎏金烧珐琅彩花卉龙凤纹盒

广州十三行博物馆藏



图24 十九世纪晚期银累丝鎏金烧珐琅彩花鸟纹盖罐

广州十三行博物馆藏

不过我国外销银器在广州发展风格的演变，并不是绝对的。前文提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是我国外销银器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我国外销银器以广州一家独大；18世纪40年代后，上海、香港的外销银器业也有迅猛的发展，而如汉口、天津、九江等其他通商口岸城市及成都等内陆城市的外销银器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其生产风格均以繁缛、华丽、中西融合为主要特征。
极富中西交融之鲜明艺术风格的清朝广州外销银器，其精湛的金银细作工艺、丰富多变的造型和浩繁华丽的纹饰，使得其难能可贵地成为了近代我国外销艺术品中的特殊品种。它让我们看到我国对全球贸易的参与，且充分体现了“西风东渐”的时代特征，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又一有力见证。

END



《东方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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